王安石變法：宋代中國自發的一場現代化運動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節選自 吳鉤新書《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時代》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月廿八日壬寅
耶穌2023年12月10日
（在江西撫州王安石泥像下攝影紀念）
我們應該若何懂得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意義？
這個問題也可以換個問法：“王安石變法”是一場什么運動？
我們當然可以說它是一場旨包養網心得在“富國、強兵、利平易近”的政治、軍事、經濟軌制改進運動。這沒有錯。可是，這包養女人般僅僅是這樣，那王安石變法與其他王朝的“中興”又有什么分別？能說它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嗎？
黃仁宇向我們供給了一個懂得王安石變法之歷史意義的視角：“公元十一世紀后期宋朝的第六個天子神宗趙頊援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年夜事。這工作的真意義，也只要我們本日在二十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明白。”換言之，甜心花園我們看王安石變法，應當超出一朝一代的標準，拉寬歷史的視界。
這般，我們會發現，王安石變法是一場自發的、主動的、積極的近代化運動。宮崎市定便宣稱“王安石是近代文明的體現者”，而王安石不得行其志，“不只是宋朝一代的不幸，也是后世億萬中國國民的不幸”。晚清留美學者陳煥章也說：“王安石確是一個偉年夜的政治家，但他卻生不逢時。假如王安石的所有的計劃得以貫徹實施，那么，中國早在一千年前便應該是一個現代國家了。”
從國家財稅形態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社會，不論東方、東方，當它從傳統向近代演進時，稅的形態總是會發生若干類似的變遷：
1）從人身安排的役折算成包養軟體非人身安排的稅；
2）從人頭稅為主轉換為以財產稅為主；
3）從以農業稅為主發展至以工商稅為主；
4）從以直接稅（如人頭稅、地盤稅、衡宇稅）為主轉化為以間接稅（如關稅、消費稅）為主；
5）從以實物稅為主包養網ppt轉化為以貨幣稅為主；
6）征稅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
7）從低稅率轉變為高稅率——因為近代當局要處理的事務遠比古典當局復雜得多。
國家財稅形態的這幾項變遷，全都在宋代出現，尤以王安石包養感情變法時期最為明顯：王安石時代奉行了以錢代役的“募役法”；而役錢的征收則遵守財產稅原則；熙寧年間，宋當局設于各州縣、市鎮的商稅務多達1060處、處于擴張過程中；在熙寧十年6200余萬貫財政支出中，以工商稅、征榷為主的間接稅支出占了三分之二，以貨幣情勢征收的稅額更是占財政歲進的75%以上，顯然，間接稅、貨幣稅已經成為宋王朝最主要的賦稅；熙寧當局設立的1800余處官酒務，絕年夜部門都集中在城市，少數分布在市鎮，至于農村，則基礎不置官酒務，可見宋當局的征稅重心也是在城市，而非農村。
在漢學家對王安石變法與宋代財稅軌制的介紹與評價中，有包養犯法嗎兩個概念不僅一次被說起：“重商主義”與“財政國家”。這是我們懂得王安石變法作為一場近代化運動的關鍵詞。
好比萬志英傳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中說：“年輕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繼位，并在1070年錄用王安石為相。大志勃勃、才華橫溢的王安石旋即奉行名為‘新法’的周全軌制改造（吳按：變法其實在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時已經開始）。此時的宋朝，勞役疾速貨幣化，大批貨幣被投放到經濟之中，而王安石包養網ppt變法的重要舉措，就是發布影響深遠的財政政策改造，以釋放生產力，使之適應這種經濟新形勢。變法順應了財政體系貨幣化的潮水，又與安史之亂后國家對經濟干預不斷增強的趨勢相分歧。但在此之外，恢復漢武帝時期財政重商主義原則，也是王安石變法的目標地點。”
劉光臨傳授則包養sd認為，“宋朝國家財政軌制以間接稅為重要支出來源，擺脫了對地盤稅的依賴。安史之亂以后戰爭市場化與經濟貨幣化兩種趨勢的高度結合，是這種新型財政體制的來源。其在當時出現及以后的飛躍式發展，無疑印證了宋朝在近代歐洲之前就走上了熊彼特所說的稅收（財政包養故事）國家境路。”
關于“財政國家”，劉光臨作過界定：“所謂財政國家，就是指一種國家體制能夠包養妹從市場源源不斷地大批吸取財政資源”，“要發展成為財政國家，一定以可持續性增長為條件，并且合適以下五項條件：（1）國家財政支出必須高度貨幣化；（2）間接稅（包含消費稅、通過稅、坑冶礦課）在稅收結構中占重要份額；（3）具暢通性的債務票據在公共財政中飾演主要腳色；（4）財政治理體制高度集權化和專業化台灣包養；（5）當局公共開支足以支撐國家政策對市場（如通貨膨脹、投資和實質工資）發揮直接顯著的任用。”
這五項條件，所有的出現在宋代，除第（3）項外，其余四項財政國家的特征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尤其顯著。劉光臨指出，“熙寧十年賦稅支出里，兩稅（農業稅）支出僅約占國家賦稅支出三分之一。除了兩稅以外，年夜部門賦稅支出稅額都是以貨幣交納。即便就兩稅而言，當中也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稅額以貨幣交納，這意味著北宋財政結構在熙寧十年時已經高度貨幣化。與此同時，間接稅占國家賦稅支出達三分之二，此中消費稅支出更占國家賦稅支出逾三成，是間接稅的重要內容。總括而言，11世紀的宋朝中心所把握的財政支出已經高度且重要來自間接稅，合適東方學界所定義的稅收國家”；而到了南宋時期，“隨著12世紀公共債務的不斷增長，宋朝敏捷由稅收國家過渡至財政國家”。
關于“重商主義”，我們須清楚，它的要旨不僅是其字面所顯示的“重商”，更是表現為國家對工商業的積極干預、參與，以國家氣力開拓市場、攙扶商業、發展海內貿易，正如“重農主義”的要旨不僅是“重農”，更體現為國家對商業、市場、金融的漠不關心，采取無為而治的消極態度。
明天的不受拘束主義者顯然加倍心儀重農主義，而對重商主義包養甜心網五體投地，好比秦暉傳授認為，17世紀英國的重商主義時代，“‘重商主義’不是平易近間工商業遭到尊敬，而是當局‘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束與壟斷，甚至重視本身進市取利”，“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甜心寶貝包養網）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不受拘束經濟中與平易近企具有同等平易近法位置和買賣權利的市場法人，也包養心得不是福利軌制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
秦暉對英國重商主義的批評，幾乎都適用于批評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仿佛試圖將宋朝當局改革成為一個超級公司、貪婪的巨商（亦即秦暉所說的“聚斂機器”），與平易近間商販競逐于市場。蘇軾反對“青苗法”的一個緣由，即是他發現處所官府俵散青苗錢，“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平易近至有徒手而歸者”。蘇軾此言當不虛，因為另一名宋人也記述說：州縣“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坊于譙門，平易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宋當局為掊斂平易近財，絞盡腦汁。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最受詬病的處所。
但是，從年夜歷史的目光包養網推薦來看，宋當局表現在財政上的“貪婪”，卻有著深遠的意義。劉光臨提出：“財政國家這種樹立在市場基礎上的新型政治權力就應運而生，中心當局因為要維持大批的、直接統轄的軍隊，不得不廣開財源，無所不消其極（按：即朱熹所云‘古者苛刻之法，本朝皆備’）。也是以，宋代當局由競逐財貨，進而關注市場經濟發展，乃至奉行重商主義政策來鼓勵私家貿易、礦業，保護公有財產和人身不受拘束。”“募役法”體現的即是宋當局對人身不受拘束的重視。
我們展開來包養甜心網說，迫于宏大的財政壓力，當局勢需要將征稅的重點從總額無限而征收穫本高企的包養意思農業稅轉移到商業稅；而為了征收到更多的商業稅，當局又勢需要積極發展工商業、維護市場繁榮；為了發展工商業，當局需求積極修筑運河，以服務于長途貿易；需求投資水磨作坊，以產出更多的商品茶；需求開放口岸，以鼓勵海內貿易；需求鼓勵開發礦業，以冶煉出更多的鐵和銅；需求鑄造更多的銅錢、發行信譽貨幣與有價證券，建設金融網絡，以便利商品買賣的達成；需求完美平易近商法，以對付日益復雜的好處糾紛；需求保護個人財產權，因為有恒產者方有恒心；需求創新市包養行情場機制，使商業機構加倍適應市場，創造更年夜利潤……
——上述提到的一切，并不是我們的邏輯推論，而是宋代出現的歷史事實。這即是重商主義與財政國家的連鎖反應，最后極有能夠促進近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樹立。
此外，我們還要引進另一個概念“國家福利”，由噴鼻港中文年夜學歷史學講座傳授梁其姿提出：“北宋的福利政策發展至南渡前夜已出現浪費的弊病，所惹起的埋怨猶如現代一些福利國家所經常面對的批評：蔡京的居養安濟坊被批評為‘州縣奉行過當……’。當局對貧人的照顧，除了惹起窮人的埋怨，還有軍方的指謫，認為過分的濟貧嚴重地減少了軍餉的供給……這些言論可反應出北宋時代官方所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的確有相當的規模，乃至在整個國家財政出入均衡上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牽包養價格涉統治原則的主要爭辯：以窮人所繳之稅來辦社會福利應到哪個水平才公道？解決社會貧窮問題與國防問題孰重孰輕？……（宋代）濟貧政策所惹起的關注及批評，已有類似近代國家福利包養管道政策之處。”
完成于徽包養俱樂部宗朝的宋代福利軌制，其實也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所催化出來。許多漢學家都信任，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歷史性的社會變遷：均田制解體、貴族門閥滅亡、商品經濟興起、生齒流動變得頻繁、“不抑兼并”與“田制不立”的政策確立起來……此即長期包養“唐宋變革論”。王安石變法實際上就是對唐宋變革的順應。社會變遷催生了大批的都會貧困生齒，傳統的由宗教團體負責的慈悲救濟已缺乏以應對都會貧困問題，當局需求承擔起更年夜的責任，供給更周全的救濟。
東西洋近代史的展開，恰是這樣一幅“重商主義”、“財政國家”與“國家福利”訂交織的斑駁圖景。16世紀，英國樹立了皇家礦業公司，這一公司擁有在英國西部和北部開采貴金屬和銅礦的獨占權；發包養管道布法則制止砍伐海岸和河岸周邊的木材，以鼓勵煤成為重要燃料；女王伊麗莎白向利凡特公司頒發海內貿易特許權，允許其壟斷對奧斯曼土耳其的貿易，同時女王還向公司投資了4萬英鎊。皇室和當局對財富的貪婪，構成了英國年夜帆海與資本主義興起的強年包養網評價夜動力。
與此同時，由于社會經濟急劇變化，大批都會貧平易近被“制造”出來，成為火燒眉毛的社會問題。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了應對這一嶄新的社會問題。英國當局制訂“濟貧法”之舉，即始于近代化正在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及至17世紀初，便誕生了完備的《伊麗莎白濟貧法》。“濟貧法”的出現，意味著英國當局開始負擔起救濟貧平易近的責任，在此之前，英國的濟貧任務重要是由教會承擔的。
無妨這么說吧，16世紀英國的近代化軌跡，與唐宋變革、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標的目的剛好是高度重合的。
japan(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國家精英奉行的也是李斯特的重商主義學說。1874年年夜躲卿年夜久保利通向明治當局提交《殖產興業建議書》，確立了重商主義政包養違法策：“年夜凡國之強弱，在于國民貧富；國民之貧富，在于物產之多寡；物產之多寡，在于能否勉勵國民之工業。歸根結底，未嘗不在于當局官員之誘導與獎勵之力。”為此，明治當局興辦了大批“官立事業”、“模范工廠”（官營企業），誘導平易近間殖產興業。也是在1874年，j台灣包養網apan(日本)當局仿效英國《濟貧法》頒布了《恤救規則》，在此之前，japan(日本)的社會包養一個月救濟基礎由設于寺院的施樂院、悲田院、療養院供給，跟中國的唐代一樣。
不論是先發近代化的西洋，還是后發近代化的東洋，國家近代化轉型的啟動，都不是完整靠市場自發的“看不見的手”，而是由重商主義當局供給了第一推動力。財政壓力、市場活氣與國家才能，在一國的近代化進程中缺一不成。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會發現宋代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的特別意義：包養軟體它是財政國家與重商主義國家的最早實踐，在財政包養ptt國家、重商主義的驅動下，一個近代化的國家已經呼之欲出。
宋代中國也確實被一些漢學家描寫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但這里有一個問題，我們無法回避：假如說宋代是“近代晚期”，那么，為什么宋包養甜心代之后，“近代后期并沒有接蹱而至”？
劉子健將緣由歸結為兩宋之際的“轉向內在”。但我們後面已經討論過，南宋的財稅仍然是積極的、擴張的、內向的，并沒有內斂化。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劉子健所說的這個“轉向內在”的確發生了，只不過發生的時間點不是兩宋之際，而是明初。朱元璋樹立了一個與王安石變法完整相反的重農主義世界。
直至晚清，隨著西洋近代思潮的傳進，以及內憂內亂之下宏大財政壓力的出現，清當局才掙脫失落朱元璋建確立的“洪武型財政”，對興辦企業表現出宏大熱情，行政系統內增設了大批經濟部門，沿海港口積極對外開放，國家將征稅的重點從農業稅轉移到工商稅，財政從緊縮轉向擴張，國債等金融東西遭到當局青睞。
在這一時代佈景下，梁啟超回顧王安石變法，驀地發現“當代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他對王安石變法不克不及不油然生出“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巧妙感覺。不獨梁啟超有這樣的感覺，另一位經歷過晚清近代化的歷史學家傅斯年也認為，王安石變法“多有遠見之明，此固非‘不擾平易近’之哲學所贊許，卻暗合近代國家之所以為政也”。不獨晚清—近代的中國學者有此見解，japan(日本)思惟界對王安石變法的從頭發現，也是始于明治維新時期：1897年，japan(日本)學者高橋作衛發表論文《王安石新法論》，提出一個創見：王安石之新法“與本日歐美經濟主義雷同也”。
近代化的歷史就似乎是一條時光燧道，西洋人打開了燧道的一扇門，晚清人與東洋包養女人人跑進往，跑著跑著，卻發現後面竟然有一位熟習的先行者，那就是宋代的王安石。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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