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己和責人：儒家責任倫理主體指向的二元結構
作者：涂可國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8年0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九日丁卯
包養俱樂部 耶穌2019年9月27日
責己與責人是儒家用以處理己他關系某人我關系的主要倫理規范,也是儒家責任倫理思惟的有機構成,同時還是當代中國推動人實行社會責任的不成多得的美德傳統資源。儒家不僅論述了以己任為樞紐的己責和人責思惟,還將思慮的重心置于責己和責人以及責善、責過和責志問題上,闡釋了作為品德活動的責任倫理主體指向——責己和責人,從而極年夜地豐富了儒家的責任倫理學和腳色倫理學。
一、人不成不責己
歷代儒家既講責人又講責己,但更重視責己。雖然孔孟原始儒家沒有明確應用“責己”這個概念,可是,先秦儒家人學推重為己、低廉甜頭、律己、修己,孔子請求人隨時內省過掉而嚴格自責,主張厚責己而薄責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自訟、自省、自求、自檢、自思既是責己的條件,也是責己的表現,為此原始儒家作了不厭其煩地強調。孔子對本身有過而不知自訟的行為深感遺憾:“已矣乎,吾未見能其過包養軟體而內自訟者也。”(《論語?公冶長》)并教導人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曾子反復強調經常進行自我檢查:“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伴侶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中庸》和《孟子》則主張“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和“包養sd反求諸己。”荀子從正人人格修養角度指出:“正人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
先秦儒家上述的本身對本身的請求、責備、譴責、懲罰、詰問、究查、催促、督查、批評等自我問責思惟,被宋明理學家進一個步驟拓展開來。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全國一體之仁”的價值觀,在闡述儒家的中正之道時,張載指出:“全國一人罷了,惟責己一身當然爾。”據筆者把握的文獻證實,張載也許是儒家鮮明提出“責己”概念的第一人。不僅這般,他還安身于儒家的為己之學進一個步驟傳承先秦儒家的自訟之說,認為雖然別人有過但應好像本身有過,應當時刻不忘檢包養網評價討本身的過錯而內心自責:“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
恰是借助于接收先秦儒家自訟、自省、求己等候人處世之道的精華,程顥提出了“罪己責躬包養一個月價錢不成無”的重[1]要觀點,以后李侗、朱熹和呂祖謙幾回再三重申。朱熹答覆門生若何懂得程子有關“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和“罪己責躬不成無,然亦不當長留在氣度為悔”等觀念時,指出:“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于改而后已。”[2]認為人有過改了就無悔,只是以往的女大生包養俱樂部過掉就無可救藥。所謂“罪己”就是責躬、責己,就是引咎自責。早在《左傳?莊公十一年》中就說過:包養行情“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自從漢武帝劉徹發布“輪臺罪己詔”之后,中國現代有些帝王也曾頒布過“罪己詔”。所謂“自訟”,不僅指法令訴訟,也在必定意義上包括自責、攻責,也就是責己。宋明以迄清代,由程顥創發的“罪己責躬不成無”理念成為歷代儒家責任倫理的廣泛共識。
二、爾責于人
在強調責己的同時,儒家并不否認責人。孟子認為,對君主的恭順并非一味順從而是敢于責君、敢于勸諫,以達到從義不從君的目標:“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克不及謂之賊。”(《孟子?離婁上》);而一個人之所以不克不及做到慎言慎行,也是因為缺少有用的監督——“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3]猶如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論語?為政》)孟子從背面警示我們,對一個人務必加強監控,鼓勵勇于責人,以避免其言過其實、惡語傷人。
《禮記》雖然從分歧角度屢次強調“善則稱人,過則包養網站稱己”(《禮記?坊記》),倡導“正人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克不及者,愧人。”(《禮記?表記》)但并沒有完整否認可以也應當責人。《禮記》中孔子對子路說“爾責于人”(《禮記?檀弓上》),它還提出“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禮記?冠義》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此中的“責”可以訓解為“催促”抑或“推進”,意味著對別人提出請求、進行規勸等。
柳宗元一反孟子所提出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的告誡而倡導敢為人師,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中延續了《禮記》責成人禮的觀念,說:“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專心者也。”圣人的專心之處是以禮治人,重視冠禮,以催促、奉行合適古禮的成人之道。必須指出的是,《孟子》《禮記》和《柳河東集》文本所體現出來的“責人”包養情婦思惟,其“人”為泛指,是總體性的普通的人,而不是特指“別人”——雖然內在地包含別人。
與之有所分歧,王陽明直接安身于己他關系維度論及了“責人”。《傳習錄》講到:“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師長教師屢責之。”[4]這是說,孟源患有自以為是、愛好功名的弊病,因此屢次遭到陽明師長教師的批評、訓斥或規勸。可見,王陽明奉行的為人之道是,對與主體自我相對應的別人當然要寬容、敦樸、忠恕,但對別人的缺點、弊病、過掉當批評該批評、當教導該教導、當訓斥該訓斥,而不克不及只是一味地遷就、聽任。
三、重責己輕責人
儒家盡管講責人,但在若包養違法何認識和處理人我關系問題上更為強調責己,體現了“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品德品質,彰顯了重責己輕責人的價值導向。
前已述及,孔子的人己觀倡導的是厚責己而薄責人台灣包養:“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孔子之所以主張多責備本身而少責備別人,就在于這樣才可以防止別人的仇恨。這是他從人生經驗中得出的嚴己寬人處世原則。朱熹注解說:“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5]
荀子思惟一年夜特點是“隆禮重法”,為此他經常結合刑罰來討論責己責人問題。他說:“必先修改其在我者,然后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荀子?富國》)又云:“不教而責勝利,虐也。”(《荀子?宥坐》)對荀子來說,統治者治國理政起首應修改本身的缺點,然后漸漸責備別人,這比刑罰更有威力;而教平易近非常主要,對平易近眾事前不加教導只是一味強求其勝利,這是在殘暴老蒼生。這里,荀子從君平易近特定關系角度宣揚重責己輕責人的己他責任觀。
董仲舒不單在論述君臣之年夜義、父子之道的年齡年夜法時強調“惡厚而責薄”(《年齡繁露?玉杯》),更為主要的是他把責包養甜心網己責人問題納進仁義法的思惟框架之中,進一個步驟闡釋了孔子厚責己薄責人的觀念。他指出,正人要治人、治平易近,就必須重視“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后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于順逆之處也。”(《年齡繁露?仁義法》)以做到“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年齡繁露?仁義法》)這是因為“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年齡繁露?仁義法》)對董仲舒來說,對別人責備責備就會惑亂,而嚴于自責就會使本身清明,因此理應薄責于人而厚責于己。
唐代韓愈在《原毀》一文中比較了古今正人在對待人己關系上的差異:“古之正人,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而“今之包養ptt正人則否則,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短期包養故自取也少。”[6]好像以往的儒家一樣,韓愈推重現代正人,認為他們請求本身周祥請求別人簡約,因此本身不會懶惰,別人則樂意為善。
宋明理學家從分歧層面包養金額群體性地深化了儒家責自厚而責人薄的責任倫理思惟。一是張載力主惟責己身。他于《正蒙》篇中從儒家的仁愛精力出發,提出了前述的“全國一人罷了,惟責己一身當然爾。”[7]請求把全國一切人視為一人,把別人當作我的同胞,不僅要做到仁平易近愛物,更要把對自我的責己當成當然的義務,以達到成己成人的目標。
二是二程主張不克不及責人太急。他們說:“圣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8]圣人之所以責人和緩,重要是為了促使人矯正,而不是居心顯現人的過錯。而今假設加以細究,那么,對二程與薛瑄重責己輕責人的責任倫理觀應當辯證對待。責人假如太急、太嚴,過于刻薄,甚至居心揚過,有時不單不克不及使人改過改過,讓人心悅誠服,反而能夠像孔子所說的那樣使人心生惡感、仇恨,讓人難堪。可是對“責人常緩”的品德規范又不克不及做絕對化懂得和運用。特別情況下,對犯有過掉的人只要進行重責,有時才幹真正使之懲惡就正、改過從善。此外,二程與薛瑄還依據主誠論強調“責己”:“誠不克不及動人,當責諸己,不克不及動人,皆誠之未至。”[9]這就是說,假如待人以誠卻不克不及感動人,就應該像孟子所倡導的那樣反求諸己,責問本身是不是誠意不夠。
三是根據恕道責人責己。先秦時期孔子創立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論語?衛靈公》)宋明理學家運用它往解釋責人責己的待人處世之道,發展出恕人責己的思惟。北宋初年有名隱逸詩人林逋在其《省心錄》文中提出了一句名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朱熹和呂祖謙在《近思錄》中引述程明道師長教師的話說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近思錄》卷五)同時代的范純仁力主儒家的忠恕之道,以此教導後輩說:“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賢位置也。”(《宋史?范純仁傳》)范純仁這一思惟經過王陽明必定的改革繼承了下來,用以批評嚴于責人、寬以責己包養網單次的不良現象:“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10]被譽為“朱子之后一人”的元代許衡在《許魯齋語錄》中說:“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于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楊爵也講:“前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古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為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包養甜心網。”[11]這一系列論說旨在表白,以責人之心責己——律己甚嚴,謙恭自守,嚴于責己,有助于自我約束、自包養網推薦我反思,既能使本身少犯包養妹過掉,還能與人為善;以恕己之心恕人——將心比心,待人以寬,責人甚恕,見人之長,容人之短,不僅可以給別人以改過的機會,還能獲得別人的寬容、懂得,為本身贏得一個和諧寬松的人際環境,能做到這樣,即使達不到朱熹所說的圣賢境界,也可以做一個謙謙正人。
四、責己不包養條件克不及過重
自從程顥提出了“罪己責躬不成無,然亦不成常留在心中為悔”[12]的觀點,甜心花園李侗、朱熹和呂祖謙做了深度詮釋。李侗指出:
《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成無,然亦不成常留在心中為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若何便銷隕得!”……某竊以為有掉處,罪己責躬固不成無,然過此以往,又將何如﹖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衷也。[13]
程顥、李包養女人侗、朱熹和呂祖謙為何既強調“罪己責躬不成無”又指出“然亦不當長留在氣度為悔”?筆者認為關鍵在于懂得和掌握人心中的“悔吝”和“私衷”。罪己、責躬、自責和責己是一體相通的,它們都是指因個人出現缺點、錯誤、過掉而產生的內疚、反思、思過、譴責、問責等。自責和責己并不是純粹正面的,更不是絕對善的。積極的自責和責己是包養站長一種出于責任感的,對別人、對社會的歉意、愧疚之情,它可以使人改過從善;消極的自責和責己經常表現為過度的責備本身,它不僅會繁殖自大、沮喪、懊悔、郁悶、絕看、罪惡感等消極心思和人格障礙,也能夠產生由于愛體面、傷自負、懼怕影響名譽權益等私心的考慮而天生的后悔、悔吝心思。並且,犯有過掉當然要罪己責躬,但假如過于自責、一味懊悔、長期愧疚,反而會助長私心雜念。完整可以說,程顥、李侗、朱熹和呂祖謙倡導的“罪己責躬不成無,然亦不成常留在心中為悔”[14]的觀念,既很好地繼承了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思惟,又從辯證感性的角度合適中庸適度的原則,可謂對儒家責己責人思惟的創新發展。
宋明儒家不僅闡明了假如罪己責躬常留在心中就會帶來私心淤積的后果,還指明了避免責己偏掉的為學功夫。對此,李侗進行了深入闡釋。他說:“到此境界,須推尋其所以愧悔不往、為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于常日事親事長處,包養站長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于此處就根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衷,當漸化矣。”[15]要做到責己不偏掉、心中不常存愧意,就必須在日常事親事長的待人處世過程中,重視從根源處涵養本身的心性,始終堅持恭順謹畏之心。
【注釋】
1《張載集?正蒙》,中華書局,1978年,第29頁。
2《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中華書局,2004年,第66頁。
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第759頁。
4《孟子?離婁上》。對此段辭意的解釋并紛歧致,譬若有的解讀為“人們的品德修養達到融會貫通《周易》的境界,那么他就會辯才無礙,可以自圓其說而不會遭到任何責難。”
5《王陽明選集》,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年,第13頁。
6《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八》,中華書局,2011年,第154頁。
7《韓昌黎典籍校注》,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第14頁。
8《張載集?正蒙》,第29頁。
9《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第67頁。
10《薛文清公讀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18頁。
11《王陽明選集》,第665頁。
12《明儒學案》卷九《三原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第173頁。
13《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第66頁。
14《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13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甜心花園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33台灣包養9頁。
15《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三,第66頁。
16《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13冊,第339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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